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2期“政策与管理研究”
，本文为精简改编版

葛春雷1 裴瑞敏1,2 张秋菊1,2

1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趋势。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协同创新的广度

、深度
、效果和持久性有限，没有形成基于利益驱动的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如何将科技创新主体有效协同起来
，以最优化的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PG，以下简称“马普学会”）
、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
、亥姆霍兹联合会（HGF）作为德国科技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
，在创新链上各司其职，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组织特征并取得显著成效，值得我国借鉴。

1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多样
，按合作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分为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、平台型和网络型5种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是一种动态、可扩展、灵活的合作模式
，其组织结构紧凑，参与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密切度高

，管理快捷灵活，协同效率高效。典型案例是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发起的合作计划（图1）。

图1 项目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合作目的。2005年起，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领域合作开发具有应用潜力的新技术，将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应用，通过2个或以上的马普学会下属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合作完成项目，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科研目标，填补创新链中的缺口。

组织机制。合作项目采用内部招标、内部竞争、联合评审
、联合资助的方式，每年批准2—4个新项目
，提供3—4年的资助
。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投入400多万欧元支持合作项目。

政府作用。2005年
，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，其中，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持续增加包括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内的非高校科研机构的预算，保障对非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，加强其在德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。各科研机构在经费稳定增长的保障下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

，措施之一就是深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，缩小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差距。

合作成效。合作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投入约0.58亿欧元
、资助项目55个。这些项目涵盖主题广泛，实现了新型无稀土磁性材料、双梳光谱技术、阿秒级极紫外光脉冲激光器等技术创新
。

集成型组织模式

集成型组织模式从整体及战略角度出发，打破以单一机构为主体的分散组织模式
，将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要素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通过相互补充，使组织体的功能发生质的突变，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，放大整体效应
。典型案例是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图2）
。

图2 集成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合作目的
。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于2017年启动，由弗劳恩霍夫协会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合作组建，其目的是通过跨区域合作方式将科研与应用、科研与加工、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在基础研究和客户特定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桥梁，向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新技术和覆盖完整创新链的一站式、高成熟度的解决方案，推动德国乃至欧洲的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组织机制
。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将2家机构共13个研究所的2000多名科研人员和研发设备统筹组织，研究重点整合为“硅基技术”“复合半导体”“异质整合”“设计
、测试及可靠性”四个未来技术领域，并通过“微波和太赫兹”“电力电子”“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的设计、制造和系统集成”“光电系统”“传感器系统”“微机电系统执行器”六个技术平台整合相关能力
，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设在柏林的办事处负责组织、协调业务活动和战略发展
。

政府作用
。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是德国联邦政府在泛欧计划“欧盟共同利益重点项目”（IPCEI）框架下的配套举措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为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研发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资助总额约4亿欧元
，其中
，首批实验设备的更新和扩建约3.5亿欧元，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约2.8亿欧元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获得约0.7亿欧元。

合作成效。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作为欧洲最大的跨地区微电子研发联盟

，是世界智能系统领域规模最大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团队
，其在通信和传感技术领域对太赫兹技术的开发为德国成功实施“工业4.0”

、数字化及解决资源效率等未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是一种战略性、松散的长期合作模式，由2个或2个以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组织组成

。该组织模式强调合作各方作为统一整体，在选定的领域共同使用资源进行开发并占领市场，从而实现增强竞争优势、提升整体显示度的最终战略目标

。典型案例是慕尼黑量子谷计划（图3）
。

图3 战略联盟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合作目的
。慕尼黑量子谷计划由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
、亥姆霍兹联合会旗下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联合巴伐利亚科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
、慕尼黑大学和纽伦堡大学合作发起，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使慕尼黑成为全球拥有最先进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地区之一，帮助德国在量子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

组织机制
。慕尼黑量子谷从研究
、开发和人才三方面深入探索量子科学和技术

，7家合作机构以“注册协会”的法律形式成立了“慕尼黑量子谷协会”
，负责指导和协调量子谷的工作

，整合并分配资源，接受政府和工业界代表的监督
。

政府作用。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巴伐利亚高科技议程”框架下为慕尼黑量子谷提供了总计3亿欧元的资金
。同时，慕尼黑量子谷作为德国联邦政府“未来计划”的一部分，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经济部0.8亿欧元的资助。此外，慕尼黑量子谷还与量子技术领域的企业合作，获得产业界的资助
。

合作成效。慕尼黑量子谷仅成立一年多就在量子信息科学的重要理论、软硬件开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决定性地推动了量子技术发展

，使巴伐利亚成为量子研究与创新的领先地区。同时
，在创建跨学科生态系统方面也发挥先锋作用，研究人员数量从成立之初的200名几乎翻了1倍
。

平台型组织模式

平台型组织模式由一个牵头单位和多个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旨在建立一个开放、动态的协同平台

，通过平台的开放性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作

，合作伙伴在平台构建发展的过程中有较强的流动性
，平台上每个合作伙伴的优势互为补充
，相互促进
，使平台释放巨大能量
，共同创建“共创共赢”的生态
。典型案例是网络谷项目（图4）。

图4 平台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合作目的。网络谷由来自德国政府、科学界和工业界的12个合作成员共同参与，其目的是创造研究和创业生态，打造德国“硅谷”

。

组织机制
。网络谷跨越斯图加特和图宾根2个城市
，设置专业知识与人才、经济开发和社会影响3个子领域。在组织管理结构上
，网路谷设有全体大会和执行委员会。全体大会负责决策网络谷最根本
、最首要的发展问题和战略利益

，马普学会
、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企业各占33.3%的选票。执行委员会负责网络谷正在执行中的项目
，由全体大会选出的3名成员组成，分别是马普学会代表、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大学代表
、企业代表。

出资方式。网络谷由所有合作成员共同投资，第1阶段投资金额约1.65亿欧元
。巴登—符腾堡州政府

、马普学会、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负责出资建设新的研究大楼、教授席位、研究小组、研究生院和其他主要设施，其中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作为最大资助者，提供了超过1.6亿欧元的资助
，产业界合作成员在2018—2022年共为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
、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研究小组提供了总计约750万欧元的支持并资助了2个基金教授席位。此外
，网络谷还得到卡尔蔡司基金会等基金会的支持。

合作成效。网络谷是欧洲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组织，在整个德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在相关排名中也名列前茅。网络谷自成立以来，合作成员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德国斯图加特—图宾根地区人工智能领域生态系统的繁荣与发展，网络谷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已然成为欧洲和全球机器学习
、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与创新中心，其作为核心热点地区的势头日益明显
。

网络型组织模式

网络型组织模式是组织结构最为松散的一种合作组织
，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了机构和地区的界限
，具有多边性和立体性的特点。结点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单元
，具有决策能力并可独立完成任务，由组织成员构成。由于该模式的组织结构最为松散，因此网络型组织有国家的引导和长期资助以使其组织结构保持稳定，并有一套特定的协调管理体系。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健康研究中心（图5）。

图5 网络型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合作目的。健康研究中心的合作成员来自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，合作成员的科学专业知识在医学创新链上呈现互补性，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常见疾病领域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，创建国家卫生研究网络，提高研究质量，加快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医疗服务的转化过程。

组织机制。健康研究中心以“工作组—工作站点”的双层结构开展科研活动
，工作组分为科学工作组和临床工作组，合作成员通过加入工作组参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。地理空间上相邻的工作组又联合组成工作站点，共同完成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任务，每个健康研究中心的工作站点数量通常为5—9个。

政府作用。健康研究中心是在“德国联邦政府健康研究框架计划”下建立的
，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0:10的分摊比例长期资助。每年德国联邦政府和13个州政府对健康研究中心的资助约为2.7亿欧元。

合作成效
。健康研究中心将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成功地捆绑在一起，为加快研究成果向医疗服务的转化创造了最佳条件。2020年，由健康研究中心科学家主导的首个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的药物和一种新的心脏瓣膜技术在欧洲获得批准，为造福人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不同组织模式的差异与特点

依据组织机构的松散程度，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可归纳为紧凑型和松散型2类。项目型和集成型属于合作主体数量精简
、组织紧密、结构精益的紧凑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和网络型为合作范围广泛、合作主体多元的松散型。

表1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比较

2 启示与借鉴

1

引入增量资源推动协同创新发展

2006年起，德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，承诺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资助金额每年至少增加3%，同时也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提出了加强协同合作的要求。增量资源的引入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间的合作联动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并为协同创新的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障。我国应改变增量科技资源主要用于竞争性项目或新增研究单元的现状，在稳定已有科研机构使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增量资源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协同创新，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明确、创新优势互补的国家创新体系。

2

强化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全链条协同创新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使命定位从前沿基础研究延伸至应用技术开发
，覆盖创新全链条。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学科领域全
、创新链条长的体系化、建制化优势，打破学科、领域
、团队壁垒
，主动对接创新链上下游的研究力量
，发挥不同研究单元的差异化优势
，加快形成分工明确
、协同高效
、分可独立作战
、聚可合力攻关的科研攻坚模式
。

3

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主导的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网络

具有国家实验室性质的亥姆霍兹联合会在健康研究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协同攻关中占据主导地位，发挥引领和集聚作用。我国应在跨学科、跨领域
、跨机构、跨区域、长周期、大投入的复杂重大科技协同攻关任务中
，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作为建制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龙头牵引作用，集成各类创新资源的优势
，形成具有强大整合效应

、协同效应
、辐射效应和放大效应的网络化协同模式
，显著提升核心技术攻坚体系效能。

葛春雷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德国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。

裴瑞敏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科技战略与政策
、创新管理、智库理论方法
。

文章源自：葛春雷, 裴瑞敏, 张秋菊. 德国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2): 345-357.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72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