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、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去年以来，该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有多名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查。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，坚决查处资源、土地
、规划、建设
、工程等领域的腐败。近年来，各地供销合作社系统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腐败案件都有哪些特点，查处有何难度？下一步该系统又将如何加大反腐力度？

涉案多为一把手
，窝案串案频发

供销合作社源于计划经济时期
，一头连着“三农”，一头连着城镇，历史悠久，网点广布，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商品供给、服务群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
，供销合作社四大主营业务农资
、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对利润增长的贡献率均有提高。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
，全系统销售总额实现2.2万亿元，按照同口径计算同比增长6.6%
，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

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分多元
，资产构成多样
，既有机关和企业
，又有事业单位和协会，大多开展市场化经营，廉洁风险点多，更需要加强监督。

从已查处的供销合作系统腐败问题来看，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总结了如下共性特点：一是一把手涉案较多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
；二是利益交织，窝案、串案现象突出
；三是权力集中的岗位呈现高风险
；四是顶风违纪现象严重


，涉案金额大
，贪腐手段隐秘
；五是违纪违法干部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大多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北京市供销合作系统多名领导班子成员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公车私用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及下属企业超标准配备公车19辆，下属两家企业领导人员办公面积超标……在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李国良看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多发
，说明该系统少数干部作风不正

，“究其根源
，还是在于党的领导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据介绍，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
、理事长高守良不知何为“四个意识”
，台上讲党课
、倡反腐，台下大肆索贿受贿，对党的领导不以为然

，其他班子成员为个人私利，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职能和工作职责，对高守良公然违规的行为既不旗帜鲜明反对
，也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，有的甚至还刻意迎合。

在个别案发单位，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流于形式
。班子成员不严格按照分工开展工作，一把手统管人、财、物
、事；一些重大事项决策不集体决策；会议研究违反议事程序

，一把手大搞“家长制”“一言堂”

，首先发表倾向性言论，或者在参会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以“原则通过”不予采纳，将会议决定变成“走过场”。

该系统暴露出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或与其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和监管漏洞
、制衡失灵不无关联
。

供销合作社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性质，决定了其资产系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在一些地方，当地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法定职责，仅负责其党的关系和领导干部管理
，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广大社员职工对供销合作社的了解
、参与程度低
，不能进行有效监督；班子成员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
，对于一把手公开不执行上级有关决定或执行打折扣等行为，班子成员或不提反对意见，或提了意见也不被采纳；监督严重缺位，如某地供销合作社纪委
，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到97件举报线索，初核数和立案数却均为零。

腐败风险有哪些

“吃点、喝点、拿点购物卡、礼品无所谓
，是‘常态’‘小错误’
，帮助别人介绍项目是‘顺水人情’，工作不规范是‘创新’‘变通’
。”从浙江省宁波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书记
、理事会主任蒋旭灿等腐败案件来看
，供销社项目合作开发建设、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、内部管理等均是廉洁风险点。

自2013年调入市供销合作社担任一把手后
，蒋旭灿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发挥“个人才干”的平台，就开始盯住项目合作开发领域，在重大项目决策上搞“一言堂”
，违反原则、突破底线
。如在市供销合作社开发二号桥地块项目过程中，蒋旭灿通过特定关系人介绍，接受他人请托
，内定不具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实力的王某某为项目开发合作对象，而王某某在项目开发之初就未按合作协议约定投入前期资金，其所在公司也未按持股比例投入相应资金。最终王某某公司仅出资5000万的项目拆迁安置费用，就获得了数亿元房产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致使二号桥地块项目开发风险骤增，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。这暴露出供销合作社在重大项目决策等权力运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接受的监督也存在“盲区”
，制度上存在“漏洞”
，为蒋旭灿滥用权力提供了条件。

蒋旭灿收受的810余万元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占比超过一半
。他在市供销社与民营企业合作开发工程项目时
，对制度规定搞变通、打折扣

，甚至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明知故犯
，以实现其权钱交易的目的

。如在市供销合作社下属的原市出口茶叶拼配厂改造项目中，蒋旭灿明知招标方案未经发改部门核准，却擅自决定对该项目采取邀请招标方式，严重违反招投标相关规定。王某某因此成为合作方，出任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该项目上伙同建筑商以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并侵吞工程款300万元


，导致市供销合作社集体利益严重受损。事成之后，王某某将其中100万元送给蒋旭灿作为“答谢”。

逐一剖析风险点，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供销系统在项目合作对象选择上把关不严
，合作以后对项目经营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等又监管不力
，甘当‘甩手掌柜’
，导致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此外，供销社改制期集体资产处置风险
，主要是下属企业股份改制中，容易出现的低价出让股份
、谋取不法利益导致集体资产流失问题。内部管理风险
，则是下属企业通过空置场所租金
、对外借款利息、运输费用收入和产品销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库’，用途集中在提高员工收入、发放奖励、弥补职工应交的个人所得税等方面
。”

此外
，记者梳理发现，供销合作社主要通过干部人事任免
、资金使用及重大事项决策对下属企业进行管理，而这些环节均有干部因贪腐问题涉案。

严明纪律规矩 扎紧制度笼子

供销合作系统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有何难度？宁波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认为
，一是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问题从形成到予以处置的时间长、跨度大
，相关的主要领导
、责任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存在职务调整
、退休、移民等情况，档案缺失较为普遍
，调查取证难度大。二是改制中出现问题较多，因供销合作社组织性质、职能职权多次调整
，相关主体存续、改制、注销
、合并等情况各不一样，一些环节的权力运行、管理监督不规范不严格

，导致一些涉嫌违规、违纪、违法的问题难以追根溯源
。三是涉及利益重大且关系复杂，供销系统资产量大面广
，下属企业、关联合作企业较多，关系千丝万缕，在梳理、界定上存在难度。

腐败问题持续时间长、涉案人数多、涉及领域广，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对此也深有体会
。“涉案人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、排除异己
，甚至串通起来对抗组织审查调查，形成攻守同盟；省供销合作社领导层长期各自为政，分管、分工领域固定，人身依附关系明显，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牵扯
；贪腐方式较为隐蔽
，有的收受干股后将红利暂存他处
，有的以借款为名浑水摸鱼，有的编造虚假业务进行违规借贷。”

防患于未然，才是制胜之策
。下一步，如何有效推进该领域正风反腐？

安徽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下属单位、社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做好政治生态的修复净化工程

，尤其是要建章立制，推进正本清源，选拔那些“党性强、作风好、有本事、靠得住”的干部到省供销合作社及其下属企业任职。

具体而言，要在深化社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
，从体制机制着手，找准病灶、建章立制，认真梳理社有资产投资
、合作、购建、处置等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打造企业家队伍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强化资金管控，完善风险防控，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，坚决防止个人说了算、搞暗箱操作、不负责的情况发生
。

对于完善监督机制
，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李国良建议
，有关部门要研究
、出台相关政策

，明确供销合作社业务上的主管部门，并明确社有集体资产的管理细则
；强化精准监督
，重点对“关键少数”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重大资金决策进行监督，定期调取供销合作社会议研究重大事项时存在较大异议的事项，重点关注风险高的重大决策；将供销合作社机关和下属企业的重大事项向干部职工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梳理主责主业并制定发展规划
，对于盲目投资决策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
，研究退出机制及时止损。

多名受访者认为，应抓紧重点领域和环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针对土地出让
、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招标投标、物资采购
、干部录用、工作调配等腐败高发易发环节

，建立健全广覆盖、无缝隙的制度体系，实现工作程序法定化
、议事规则制度化

，扎紧制度的笼子，减少自由裁量空间

，有效堵塞制度漏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管筱璞）